吃瓜群眾的圍觀心理分析

　　嗑著瓜子，看著熱鬧，沒有什么比這更讓人心曠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無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我們需要通過一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渠道來找點樂子，尋求一些安慰。沒有幾個人會討厭聽見成功人士突然破產、美女明星承認整容、或者拋棄自己的前任被現任劈腿的消息。盡管這聽上去卑鄙又陰險，但普羅大眾愛看這些個“熱鬧”，因為人類對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國際爭端等等興趣更大。這和人的原始欲望有關系，它們會讓人產生興奮感、產生多巴胺，腎上腺素，讓人愉悅。所以這種“熱鬧”不僅帶來心理滿足，也會帶來生理滿足。

　　但是，“吃瓜群眾“”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詞匯。它代表著的無非是“無責任、無判斷、無擔當”的三無心態。看熱鬧和他個人沒有利益沖突，這正好可以滿足吃瓜群眾的訴求，比如填補空虛的內心、消磨時間，給自己找點事情干。

　　“看熱鬧”也屬于人類心理防御機制的一種體現，具有一定的適應意義。當人們在遭受困難與挫折后，做一個吃瓜群眾看看熱鬧能夠減輕或免除精神壓力，讓人恢復心理平衡。用簡單的話講就是，當我們生活不如意的時候，活的不如別人的時候，我們會通過這種方式方來保護自己。

       典型的心理防御機制就包括酸葡萄心理。人們通常會說，你看那些名人和成功人士，他們其實活的沒那么好，只是看上去好而已，誰還沒有煩心事了等等這樣的語言聊以自慰。因為人是需要自尊平衡的，我們需要把自己想得很好、受人尊重，而實現這一心理需求就需要借助社會比較、社會關系來滿足我們的自我認識。我們之所以關注別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注自己。通過別人的樣子，能更好的了解和安慰自己。

　　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中被稱為“鏡像自我效應”。人們會把他人當做鏡子，如果別人過得很好，在某種程度上就會顯得自己過得不好，這就讓我們不開心，人們會傾向于忽略這件事情，這就是另一種防御機制叫否認；而如果別人過得不好，我們就愈發想去關注他，甚至關心他，因為這從另一角度反映出我們過得很好，至少沒有遇上太大的災難或羞辱，這對我們這對我們的自尊心也是一種補償。

       王寶強事件之所以鬧得如此沸沸揚揚，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王寶強戳到了人們的痛點。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一個大明星會在一夜之間一無所有，被劈腿、被斂財，情節跌宕起伏猶如最狗血的連續劇，這讓人在為他心痛之余，也會產生一種莫名的自我療愈感，人們會想“雖然我沒那么多錢，也沒人認識我，但畢竟我老婆還睡在枕邊，我的錢還乖乖地待在卡里”，這讓很多普通人頭一次對自己本來并不如意的人生產生了認同和滿足感。

　　道德執照效應

　　二戰期間，德國人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清洗活動中共屠殺了600萬猶太人。截止到1945年，波蘭原有350萬猶太人只剩下7萬余人，荷蘭的14萬猶太人只剩下3.5萬人，羅馬尼亞的65萬猶太人僅剩下25萬人，而德國和奧地利的33萬猶太人僅有4萬人生還。

　　歐洲反猶傳統由來已久，猶太人長期被冠以“出賣耶穌的人、投機商人、不潔的人”，猶太人被視為劣等種族，不僅在生理上是可鄙的，在靈魂上更為骯臟。

　　吃瓜群眾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來自于圍觀者對被圍觀的人所產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感”。當人們過度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時，便會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會自動認為這么做合情合理、天經地義。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殘殺就是道德優越感的體現。猶太人被迫害，正是因為德國人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比猶太人高尚許多，所以滅掉這些人是應該的；侵華戰爭時，日本人認為中國人很骯臟、很懶，他們同樣會產生道德優越感；文革時，自詡為工農子弟的孩子對出身不好的人實施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行為，打他們、殺他們，滅他們，都是源于對自己的階級所產生的天然的道德優越感。

　　這就是“道德執照效應(moral 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做了好事之后再讓他做一點不道德的事情，他就會心安理得了。就像一個想要減肥的人，在認真鍛煉了一整天之后，他就不會為晚上吃了一個冰激凌而感到無比懊悔，因為他畢竟已經鍛煉了一天了。有些黨政干部覺得自己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事，貪污點錢不算什么，這都是道德優越感的負面作用。

中國人更愛看熱鬧嗎？

    中國人似乎是全世界最愛看熱鬧的民族之一，不論從心理距離還是物理距離，我們希望和別人離得越近越好，和各種事情摻和的越多越好，在這種無邊無際的紛紛擾擾之中，中國人不可思議的獲得了自我認知，盡管這種自我認識幾乎完全來自于和他人的比較，以及他人對我們的評價，但最終還是達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

　　文化心理學確實發現，中國人是集體主義的文化，沒有太多的個人和社會、和他人的距離感。喜歡和別人的生活連在一起，喜歡關心別人的事情，這和中國的農耕文化有關，也和我們的教育、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哪怕出趟國我們都只認為是代表中國，而不是代表個人。

    　除此以外，中國人也有泛道德主義的傾向。愿意對很多事情做道德判斷，包括對人性的基本規律以及社會的自然規律，都想要賦予道德判斷、道德意識。從而形成對他人進行道德評價和監督的習慣。

　　而這些特質疊加起來，就使得國人顯得更愛管閑事、更愛八卦，不注重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工業化比較早的國家，人們更早的意識到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隱私。無論從法律角度，還是個人權利來講，我們真的不應該過度討論、關注、分析別人的隱私。

社會到底需不需要圍觀者？

    　不可否認，吃瓜群眾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對于每一個看熱鬧的人而言，潛意識里仍然對社會事件持關注態度，并且認為社會是需要公平和正義的，這對于個人自尊的實現、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滿足個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吃瓜群眾顯然要比冷漠麻木、對世事毫不關心好得多，它至少是一種心理正常的體現。

　　當然，只做一個吃瓜群眾顯然還不夠積極。我們更希望人們能夠主動積極的介入社會，對周遭有一種責任感，并做出應有的貢獻，而不是當一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從社會效果來看，圍觀產生更多的是負面作用。圍觀有時會破壞距離感、規則感和法律感，會造成對他人的傷害，對社會正義的傷害，對隱私的侵犯，甚至出現大規模的集體迫害行為。

    　當然不排除有些圍觀，諸如微博、朋友圈對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大量轉發所帶來的輿論壓力和社會關注度，在某種意義上也的確推動了社會進步。尤其是我們能夠迅速對事件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時，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確會產生較大的作用，但反過來這也是個悲劇——那么多社會事件為什么需要老百姓的圍觀、靠草根群眾的振臂一呼才能獲得關注？

　　在一個正常的、理性的社會，群眾運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從長遠角度上講，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事情，也算不上什么進步。這反而說明我們其他的訴求渠道不暢通。我們竟然需要靠自媒體上的群眾起哄來解決問題，這是個悲劇，是不應該出現的現象，這樣的事情越少越好。

　　中國需要建立全面真正的媒體監督、廣泛活躍的人民代表制度、行之有效的民主溝通制度。圍觀絕不是長久之計，當務之急是設計優秀的民意表達制度。